三个断想 — 说翻译

文 奥利维埃. 罗兰 Olivier Rolin

1.
曾经有一天我听一个人说过一句话,那是诗人、哲学家米歇尔 · 德居 Michel Deguy,要不就是他引用了另一位作家,那句话的正确还有它的悖论,给我很大震动:“一个语言之伟大,首先和主要的不是因为用这个语言讲话的人有多少,它的伟大,是因为在这个语言里我们可以读到大部分代表人类精神的伟大作品。换句话说,语言的普世性,有一种是“外在的”,即表层的,它通过衡量用这个语言讲话的主体数量来体现。还有另外一种普世性,我们说它是“内在的”,它通过这个语言内在所铺出的道路而确定它自身的意义,作为语言,它在自身中,通过自己,向着整个人类的思想开放 。也就是说它的意义取决于有多少种语言的翻译向着这个语言开放,取决于它所打开的视野,它的精准,它的渊博,是这些决定着一个语言“内在的”或者说本质的宏大。

比如说阿拉伯语,它有多种版本,讲阿拉伯语的人远远超过法语。从这个“外在的”表层的角度来看,它是比法语更大的语种。但是,由于许多语言学之外的原因,我们不去在这里细说,从这个语种我们可以读到的文学或普世思想的作品要比法语少得多。从这第二层的意义来讲,当然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意义,法语是一个更大的语种,它具有更多的普世性。

2.
我自己做过从西班牙语向法语的小说翻译,我只翻译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艾德瓦多 · 蒙多扎 Eduardo Mendoza 的 《神奇城市》La Ciudad de los prodigios。巴塞罗是小说里那个城市的背景,它甚至也和书里面人物一样是小说的主角。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已经译成中文,但它肯定是值得译的,它通过一个人-英语里叫做tycoon(巨头)-的发迹,展现了资本积累的无耻和暴力场面:这和当下中国的现实也许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吧? 值得提到的是我对翻译这本小说始终有着幸福的回忆。因为让一本小说诞生在一个与它自己母语不同的语言里几乎跟我自己去写作一样,但是它没有写作的那股焦虑。 翻译的时候,我所有的只是相逢的快乐,还有每完成一页漂亮文字所感受的那种兴奋,我丝毫没有写作人工作时感觉自己被缠绕不放的那番不安。 我在那时候是书的作者,同时也不是,我是那个双面人物里幸福的那一面,而写作的人,他同时有被折磨的一面,福楼拜在他的《书信集》里那么经常那么细致地描绘过这个双面。 罗兰巴特在那个收集了他在法兰西学院所有讲课笔记的小书《小说的准备》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里面说到了一个看法,非常有道理: “所有漂亮的作品… … 都象一个被欲望追逐的东西,它不完整,像在迷失中,因为那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因为要重新找到它,重新去创作它; 写作,就是想一次次重写:因为我要把我自己积极地加入到美的当中。” 而译者,他所处的是那个简单的中间人位置,它在简单的读者(那个“为自己没有能写出这个自己阅读的作品而痛苦”的人)和作家(那个为了把他欣赏的作品“重新制作”而写作的人)中间,这就是说不是去实现一个简单的新版本, 一个 remake… (再制作),而是站在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美的层面上。译者,他“积极地把自己加入那种美的东西”,比普通读者要多,比作家要少 。

3.
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历史中有一个人物給我浓厚的兴趣:他叫阿尔芒·罗班 Armand Robin,出身农民家庭,诗人,同时通晓多种语言,可以用三十多种语言说话和书写, 其中有俄语(他翻译了很多上一世纪俄国诗人的作品)、波斯语、特别是中文。我说“特别是”,因为这个深怀焦虑的灵魂在用中文的时侯获得了平静:他寻求一种“任何帮助都无助于己的境地”,为的是最终把自己流放出自己。 他只在中文里找到了“最为艰难最为陌生的地域”,那是“无法返回自我的地方”。在悲惨一生的最后,他曾经设想写一本书,用繁复的方法把所有其它语言的诗句象做发辫一样编织到自己的法语中 。这是一个宏伟的根本不可能的多语言构想,其实这也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可能有的自相矛盾的梦:一方面,找到一个普世语言,即巴别塔神话里的那个语言(罗兰巴特曾经说:“各种语言的分离是一场绵绵不绝的守丧”),另一方面,了解和感受每种语言独特的美。人类所有的各不相同的语言有如一支庞大的乐队,我们渴望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嗓音展开歌喉。

罗兰 小说在中国:
《苏丹港》人民文学出版社
《纸老虎》中央编译出版社
《猎狮人》上海文艺出版社

即将出版
《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演讲录》湖南文艺出版社